pg电子最新网站入口从凡尔赛瞥见“中国风”

　　在历时数年的策划和等待之后，凡尔赛宫和故宫携手，在故宫推出“紫禁城与凡尔赛宫——17、18世纪的中法交往”展，吸引了无数观众。凡尔赛宫的美学功能，原本如王冠和羽毛，是为了烘托皇权。不过，如今的凡尔赛宫早已脱离了它的原始功能，是法国全民共享的瑰宝。漫步在故宫的展厅中，那一件件精美的瓷器、自鸣钟和画像，也已经将“凡尔赛风”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　　明末开始，传入中国的外国数学著作就有多种，除了这次展览的《几何原本》，还有帕奇欧里的《算术、几何、比例和均匀性的总论》（1523年版），克拉维斯的《代数学》（1609年版）、韦达的《方程的整理与订正》（1615年版）等等不下十种，但遗憾的是，这些著作当时都没有进行汉译。最先在中国系统介绍西方代数知识的是《数理精蕴》，但这仅有的一次介绍符号代数的尝试以失败告终。当然，中国本土的学者并不是不喜欢数学，清朝的乾嘉学派发掘出了中国古代的算术成就，并加以精研，但对西方传入的数学只吸收了其中如“借根方”之类的极少内容。

　　这或许因为翻译体的理解实在艰难，譬如在符号化的数学中，如(a-b)×(a-b)=S这样的算式，翻译过来则是“以勾股之差自相乘为中黄实”，如此这般译出，实在缺乏视觉上的简明，难以流传。更何况它们并不像漂亮的珐琅工艺品，缺乏立即生效的应用场景。西方在近代的许多发明常常是为了巨额悬赏，如小说和电影《经度》中展现的那般，耗费多年心血研发的精密钟表，是为了航海测距的准确性，而这类悬赏的发出也往往因为它们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利益。否则，单凭一些学者的努力，远不足以让近代科学的种子在本土扎根。

　　与之相比，实用的科学仪器则受到了更明显的重视，正如展览中的各种测量仪器和自鸣钟，早自明末开始，传教士往中国带自鸣钟就成了固定的国礼。经过利玛窦的反复拆装演示，中国人开始尝试仿制自鸣钟，之后已能完全自主制作和修理了。清代的贵族家庭中大多有不止一座自鸣钟，譬如《红楼梦》中就有十几处描写。

　　反过来，那时的法国了解中国，多是靠旅行家和传教士，而将中国自己的典籍翻译到欧洲也并非易事。当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，除了皇帝，更热情的是启蒙运动的几位重要思想家，尤其是伏尔泰和狄德罗。1688年，法国学者弗朗索瓦·贝尼耶根据1687年的拉丁文本《中国哲学家孔子》，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和《论语》三章翻译为法文，形成《论语导读》，并且表示，“希望能用中国的智慧，来培育欧洲年轻国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”，希望法国贵族能“汲取灵感，培养友爱、温顺、质朴和人道的精神”。这大大推动了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。

　　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热情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背景。早在唐代，对外贸易的繁荣兴盛，各类工业领域的发达，有许多细节都超乎今人的想象。单以出海的船舶为例，唐代的造船基地就有几十处，其中的宁波和温州分别年产各类船只600余艘。《书》记录了一条“广州通海夷道”的超长航线，由广州起航，经今越南东南部沿海到达马来半岛，再经新加坡海峡到达苏门答腊岛，再过爪哇岛，西出马六甲海峡，跨越印度洋，到达狮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和印度半岛，最后沿印度半岛西岸达波斯湾，几乎与700多年以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一致。自此海上贸易的航道已经初具雏形。就连唐代的各种外销瓷之中的一种——越窑青瓷，都已经在现今20多个国家中有出土记录。在今苏门答腊附近的海底发现的阿拉伯船“黑石”号，满载了约6万件唐代文物，其中单瓷器就有5万多件。

　　经过了宋元时期的进一步发展，到明代时，中国的“海上瓷器之路”已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范围。欧洲商人在16世纪从东方采购还是以香料为主，瓷器多是做压舱而用，自从发现它供不应求、利润巨大，瓷器贸易就越来越多，最终达到了惊人的规模。即便明朝一度实行海禁，但走私船屡禁不止，在沉没于万历年间的“南澳一号”沉船中，就有上万件品种丰富的民窑青花瓷，无怪乎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绘画中都有着青花大碗。其中最典型的正是由提香策划，并由乔凡尼·贝利尼完成的《诸神之宴》，诸神手中的器皿全部是青花瓷器，的确入画效果极佳。

　　由于青花瓷器极为昂贵，山寨版也开始广受欢迎。许多陶器工厂在陶胎外面覆盖上白釉，再用蓝色珐琅彩仿制青花瓷上的图案，山水龙凤、花鸟仕女、亭台楼阁等等，简直可以乱线世纪的“代尔夫特蓝陶”，就卖出了成千上万件这类青花“平替”。它的产地正是维米尔的名画《代尔夫特一景》（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写过的一小块神奇的黄色墙面，那令人看了激动昏厥的墙面，就来自这幅画）所在地，在关于维米尔的电影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中，内景精心布置了一些瓷器，正是从景德镇出口的西洋定制款，给花瓶和水盆都配了如教堂般带有尖顶的盖子。“败家大王”维米尔所收藏的，大约不是代尔夫特蓝陶平。